两个月前，华侨大学校董汪琼南女士在群里告诉我，有一位家住广西南宁的印尼归侨梁斯金大姐，希望加我微信，和我交流一下有关记录华侨历史的文章。
汪琼南女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著名侨领——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秘书长汪大均先生的长女。老一辈华侨众所周知，汪大均先生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维护华侨权益的工作中，在当时侨界深孚众望。
汪琼南女士六十年代回国就读华侨大学，毕业后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本人担任华侨大学校董至今已30余载，曾积极参与创立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历任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理事长、监事长、永远名誉会长。2017年9月，汪琼南代表家族与华大签署捐赠协议，慷慨向该校捐资500万元人民币。汪琼南先父汪大均先生曾于1991年捐资学校100万港币参与华侨大学支持图书馆建设。
得知汪琼南女士也是本号读者之一，我觉得非常荣幸。她又亲自帮着自己的华大校友梁斯金联系到我，更让我十分感动。
下面介绍一下本文作者
梁斯金，1943年出生于印尼万隆，1960年高中毕业被中国大使馆和总领馆联合保送回国深造。1961年考入华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广东英德华侨农场、厦门海军医院、广西平桂矿务局工作。1979年3月调南宁，供职于广西电力局试验研究所，曾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理工科出身的斯金大姐，文理兼通，喜爱写作，在各地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她和我加了微信不久，便寄来这篇力作，详细回顾了当年回国前后的难忘历程。我将此文推荐给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读罢，被文中朴素而真切的故事感动到落泪，不久便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将其全文发表。
征得作者同意，我请她发来几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又从资料库里找了有关历史图片，配合文章一并发布在此，分享给本号读者。
1960年6月，我从印尼万隆市华侨中学（简称侨中）高中毕业。毕业后若想就业，就必须参加印度尼西亚语的考试，这是年初二月份回国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因为是印尼文教部颁布的新政，五、六月在排华高潮中发布，这也是为进一步掀起更高潮的排华做铺垫吧，以往历届毕业生都没有过的。我们从小读华校，除了回国，多数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华校教师。尤其出生贫寒的学生只能走这条路：先工作三四年，节衣缩食积攒出一张回国的船票，才能实现奔赴祖国考大学的愿望。现在种种反华政策无疑给我们设置多重障碍。
昔日万隆华侨中学礼堂。
不知为什么？与我国一向友好的苏加诺政府会突然排华！是与苏联赫鲁晓夫访问印尼有关吗？还是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唆使有关？那时我们还小，不懂政治，只知道1959年开始发布了印尼总统第十号法令，禁止华侨在各大城市以外的小地方做小生意。那算什么生意哟！只能说是为了活下去的为民服务。一间破烂的五六十平米小茅屋，前面是店，后面是父母与成群儿女住的地方。所售商品是零碎拆卖，小到不能再小的零售：一包香烟10根，一根一根地拆卖；咖啡和白糖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出售，大致只够冲一两杯咖啡喝的量；盐巴和大米是一小勺和一小杯卖出去的，大约只够炒两三碟菜的盐，煮两三餐饭用的米……这些都用旧报纸打包；报纸是从沿街收卖废品的人称重买来的。每天晚上，孩子负责做家务和报纸裁剪，折叠备好。妈妈数钱或清理欠债款条子，爸爸整理货架，清点缺货。商品卖出去基本没有收到现金，只留下一堆欠条。每一个华侨亚隆店都必须给土著村民赊账才能做得下去……也许欠一个月，或半个月才收回本钱，也许一仙钱都收不到。为了那半仙钱，半角钱的利润，全家几口人都要扑进去工作，一年到头，能收支略平衡，才算养活一家人。许多唐山阿伯，娶不上华人女子，也只能娶土著女做老婆，带大一群营养不良，没有书读的混血儿女……就这么微利又辛苦的村镇小生意，也能让政府官员嫉妒到眼红嘴馋？以至于非驱赶不可？
到了1960年，对于小地方华侨赖以生存的这种小亚隆店，政府军开始进行无情扫荡和逼迁。在万隆附近的芝麻圩小镇上就发生杨木妹、叶金娘两位华侨妇女被印尼军人无辜开抢打死的流血事件。这一惨案轰动了全印尼的华侨，在侨界炸开了锅，由此掀起很大的反抗排华的巨浪——大城市的华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可排华的趋势依然继续延续，当地政府我行我素，而且愈演愈烈……1960年印尼各地军事当局强迫逼迁县以下华侨商家。中国外交部一方面作了严厉的谴责，表示抗议，另一方面，中侨委在国务院领导下，开始准备派船接侨。但是当时中国还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自己也没有足够船只，只能动用所有外汇，租用外国船只，接回数以万计被逼迁的难侨回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8年，中国从印尼撤侨的数字已经达到七八万人之多。如果平均每艘船只载1000人，至少要七十船次才能解决问题。对于刚解放才9年，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经济上被西方国家制裁封锁，还遭遇自然灾害，可谓一穷二白的祖国，这压力有多大！在大城市里的华侨学生，有买船票能力的，不论高中有没有毕业，都纷纷向中国领事馆申请回国护照。全体华侨同胞的爱国情感被激发达到顶点，大家迫切回国的情绪非常高涨。侨胞们整日为日渐严峻的排华形势提心吊胆。连富人商贾们都恐慌到准备悄悄移民香港澳门或新加坡……1955年亚非会议后，印尼政府早就向华侨征收外侨税，现又增加了出国的人头税，即凡是中国籍华侨要出国，不论是读书、做生意、旅游等等，都必须用现金交纳当次的人头税，否则不给办理出海关手续。到1960年申请出国的中国籍华侨越来越多，他们深感焦虑，危机重重，没有一家不人心惶惶，忧心忡忡，深感前途渺茫。孩子只剩回国一条路了，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回国升学。也就在这一年，印尼政府又出台一项让人近乎绝望的条例，即凡是回国读书的学生必须宣誓，永远不能再回印度尼西亚定居，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为证。华侨父母对于亲生儿女的离散是无法忍受的 ，“要死一块死，要活大家在一起！”可是中国籍的华侨前思后想，既然“身在屋檐下，也只能低头”，那就“能走一个算一个吧，脱离苦海，走出寄人篱下的地方。全家有一个人回国总比没有好”。我虽然是国家保送生，也和父亲在烈日下排队交出国人头税和取宣誓书画押，对当时华侨办理出国手续的悲喜交加的场景，至今都无法忘怀。上图从左至右，分别是作者斯金1954年的小学毕业照、1957年的初中毕业照和1960年在印尼万隆的高中毕业照。乌云蔽日，高压之下，中国籍侨民屡屡成了被屠宰的羔羊。在暴风骤雨前来之际，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祖国派船来接侨，有能力的已经用行动进行自救。看！翘首以盼的中国接侨船真来了！为了华侨同胞的生命安全，在三年自然灾害肆虐，全国处于极端贫困，全民勒紧裤腰带下，祖国还是冲破重重困难和障碍，派出了一批又一批船来接侨了！二、突获国家保送回国，七年半工读的心酸终于看到光明就在我庆幸以70分的成绩过了就业资格关时，突然收到被祖国政府保送回国的通知。校长兼教导主任吴老师单独通知我，中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联合保送贫侨子弟回国升学的决定，今年再次进行，条件如下：中国籍、家贫、应届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好、热爱祖国、品行优良。国家保送消息突如其来，竟觉得好像在做梦？回忆我半工半读的日子，一股酸楚袭来。没有过去的艰辛，何来梦寐以求的回国的幸福？记得小学六年级起，妈妈宣布不让我读初中，说女孩子迟早要嫁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可我坚决要读书。为了继续升学，十岁那年，小学六年级开始，我就去做童工。初始课余时间在堂姐夫的西药制品厂糊纸袋兼作小保姆，开始了我的半工半读生涯；初中和高中的六年里，我曾做了几家家庭教师，每月赚的学费，全数上缴。妈妈看着几个姐妹中，只有我能一路读到高中毕业，不花家里一仙钱还能把赚来的钱补贴家用，几乎可以养活全家。她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从此不再打骂我，而是自顾自去广府人群里摸麻将或打天九，心安理得挥霍着我和两个姐姐的血汗钱。当时风气如此盛行，贫困的母亲们大抵如此，希望从麻将桌上获点小利。半工半读的生涯非常艰辛，课余时间全部用在两家一共七八个小学生的辅导中。我没有吃早餐，就去读自己的上午班课程。中午放学，立即回家匆匆吃完午餐就走，先去市中心广府人家，辅导三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调皮却比较聪明，接受知识快，但是小动作不断，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其余两个理解力差，必须反复解说辅导背诵。这一家通常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结束，随即转另一家福清人，住北区别墅，路途遥远，大小四个孩子也不容易对付。女孩子比较听话，学习努力但理解力也差，两个男孩调皮。幸得家长理解支持，允许我严格要求他们，把当天的课堂内容与作业进行复习考问，解答背诵。也需要四五个小时。我每天骑单车，从南区的家中骑到市中心，然后再到北区。每天工作长达8个多小时，往往天擦黑才回到家，每日都疲惫不堪。尤其遇到学校小考和大考期间，不到晚上十点，我是回不到家的。小学大小考，也正是我初高中大小考时间。为了给他们辅导背书应付考试，我只能饿着肚子夜里十点多钟回到家，洗澡吃饭后，11到12点钟才属于自己的学习时间，刚打开笔记本，想复习功课，眼皮已经睁不开。我只能靠课堂注意听讲，记好笔记，每天都是没办法复习自己的功课。为此我甚至写信给在国内读医学的叔叔：有没有一种药，能抑制睡眠？因为茶叶和咖啡都起不了作用了，叔叔当然无法回答。高中毕业了，整整七年的半工读结束了。我跨过了印尼政府的就业门槛，继而又得到国家保送，可以回国读大学，我是多么幸福！我辞了家庭教师工作，开始准备行李。妈妈只给我两个皮箱，一个旧的一个新的。那旧皮箱估计是爸爸1937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用的，已没有锁也没有提手，只能用绳索捆绑。里面的衣物更让我啼笑皆非，许多自己的旧裙子，加上二姐淘汰下来的旧薄长裙。幸好别墅区的福清人东家送一匹SEPE 斜纹布，可做两三套冬季的外套和长裤。其实生长在热带的少女，除了裙子，并不需要别的。但是回国就不同了，中国是四季分明的国家，回国后就生活在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里，许多回国同学带了多件厚薄毛衣裤，还有抑寒的毛呢外套和大衣，可是妈妈并没有给我准备这些。她的理由是：我是保送生，国家什么都会给我的。她没法为国家的贫困现状着想。我自己的东西少得可怜。装入皮箱都是一大堆食品，却没有一罐是自己的，都是妈妈的亲朋好友托我带给他们在国内的孩子，千叮万嘱要我一到达祖国就马上交付给他们的孩子。我照办了，把别人托付的东西全数交出之后，皮箱里空空如也，我没有心思计较。妈妈说，你是国家保送的，不必带什么，国家都会免费给你。我只能沉默。回头看看即将离开，住了十多年的BILIK （竹子片墙）屋子，还是租的，房东是印尼人；再看看全家共用的梳子插在竹片间隙，还是牙齿稀疏的；冲凉房还是没有屋顶；那原始的蹲厕、那口即将被废弃的井，水已经发黑，是被自家的污水污染？妈妈不得不买了一个木桶装入大小不同层次的砂子过滤井水，也只能用来冲厕所，哪能饮用？只好花钱去安装自来水……贫困华侨永远跟随着苦难。除了我们一家，还有很多很多家庭比我们更苦，所以我不会要求妈妈给我买毛衣，回到中国再做打算吧。比起被逼迁的小地方贫困华侨，我的境况算不错了。我对妈妈也就谅解、释怀了。
盘点我带回国最贵重的东西，一是那一辆为供养全家，骑了六年的旧单车；另一个是为了半工读要计时，一块戴了几年的手表。就这两样，在大学一年级时，为减少国家困难，主动拒绝助学金，把这两件卖到收购站去了，得来70元也仅仅维持了半年。
我从不与同学攀比吃穿，他们带的大藤篮比我个子还高，高的也有1.6米，里面装的都是食品: 花生油、牛油、猪油、白糖、面粉、大米、饼干、巧克力……大木箱里是新衣物、料子、布匹、大小毛巾、围巾、毛衣毛裤、抑寒外套和呢绒大衣。应有尽有。难为他们的父母，知道祖国正值困难时期，让孩子多带点生活用品和食品，他们在五年的大学生活里就不至于挨饿受冻……我理解他们的父母，但没有心情去羡慕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我们整装待发，踏上了前往雅加达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大家情绪非常高昂，特别是准备回国读大学的学生，都感觉到国内的大学已经向我们敞开了胸怀。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考上国内的大学。为了安慰送行的父母，不知哪一个人开的头，都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火车站月台上，很多送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哭得眼睛红肿，声嘶力竭高喊着已上了火车的亲人乳名，他们一定意识到，这次是一场生死别离。因为我们已经宣誓，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印尼。我没人送行，姐姐上班，妈妈操持家务。我也没有大哭。告别了在此出生、在此长大的第二故乡——万隆，望着这块盆地上四周郁郁葱葱的山林，尤其想起北区那座还冒着浓浓硫磺味烟雾的覆舟山活火山。记得高中一年级，生物课孙老师带过我们远足爬山，进入热带雨林采集植物标本……我还听大姐讲过，我是在日寇飞机轰炸中，在艰难的逃难路上，1943年提前出生，在万隆北区的山林里呱呱落地。我忽然觉得，是这块土地上的雨露滋润了我，是当地的土产木薯和其他粮油蔬菜养育了我成长，竟然有一丝恋恋不舍。眷恋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让它落下。就是那可恶的“政治”，使当地政府疯狂排华。我是华夏人的后裔，龙的子孙，血管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我的生命早已打上中国的烙印。我是光荣的中国籍侨民，我更渴望回到祖国大地，理应回到祖国，爸爸说过，我的祖先就是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是我第一故乡。我静静地流着清泪，告别了这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万隆。老旧的火车咔嗒咔嗒地往前走。车厢里大部分年轻人总是兴奋不已，弹吉他的，拉手风琴的，都在车厢里一遍又一遍演奏《歌唱祖国》《东方红》《海外孤儿有了娘》《我的祖国》……其他人则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也有自告奋勇起来当指挥的。火车上还有很多拉家带口的难民，他们肩扛担挑和手提，带的都是破旧的衣物碗筷勺子，拖女带儿上火车。这些都是印尼总统十号法令公布以后，从县级以下城镇被逼迁的回国难民，中国政府负责他们的一切旅费食宿。他们一家老小默默地在车厢里吃着廉价的木薯糕和番薯充饥。看着年轻的大哥哥姐姐们啃着涂了牛油撒了白糖的面包，边吃边聊边唱，那些怯生生的孩子不敢吱声，只有父母赔着笑脸。但不管穷富，我们这一列车上所有的人都即将奔赴祖国大地，将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平安生活。我们都是同路人，都是祖国的儿女。五、排华分子不断刁难，在雅加达熬过那悲喜难忘的三个月到达雅加达，大家还是很亢奋，翘首盼望何时登上这一次送我们回国的“美上美”邮轮。但雅加达侨总的车却把我们送到华中学校操场上，那里已经搭建了上有屋顶，周围只有几根粗壮的竹子支撑着屋顶的，四面通风的棚子，他们让我们卸下随身行李休息。那些大件藤篮木箱，单车等物品已经进入海关作例行检查，叫我们安心等待。回国同学会领队立即将难侨与学生们分群分组，安排在棚子里分别住下。过一会才宣告一则令人震惊，也让人不安的消息，即印尼海关不让“美上美”邮轮进到港口停泊，只能在远离港口的内海上停留。海关说，需要详细检查大家的落仓行李，他们认为学生的大件行李有可疑问题，大藤篮大木箱以及单车等，是重点检查对象，他们认为里面可能藏有超限的金银珠宝或不准出口的违禁品。大家听后，一下就炸开锅似地闹开了。领队以及侨总派来的人安慰我们：“不要惊慌，我们正在与中国驻印尼的总领事馆一起为这件事进行协商交涉，何况中国外交部也已经发出严正声明，介入斡旋中……”就这样我们无奈在棚子里住下，但没有料到，这一住就是三个月，我们已经赶不上1960年的全国高考！这三个月的耽误，对于我是致命的，它改写了我命运。（这是后话）。这刻骨铭心，悲喜交加的三个月，同样也改写了所有高考生们的命运。因为五年制毕业的大学生，1965年之前的毕业分配，基本上能按专业对口去工作，而1966年文革后毕业的都必须到基层锻炼，我们理工科取消了科学院和高校科研单位的名额，考了硕士研究生的也不了了之。这三个月所造成的差异如此巨大。我们这辈人注定无法实现科技报国的理想。“美上美”在海上停留的三个月内，由于雅加达气温每日都高达摄氏三十多度。船上为我们准备好的食品都腐败发臭发馊，所以祖国派来的船员每天都要往海里倾倒一大批食物，委托雅加达侨总派人重新置办。还不知道官方谈判何时结束？几百上千名旅客上船后的七天七夜航程，所需的食物都坏了，怎么办？总要补充新鲜合格的吧。这艰巨的任务又落到雅加达侨总身上。我深深为侨总的艰难重担而担忧，他们能有那么多钱吗？
当年受中国政府派遣，开赴印尼接运难贫侨和学生回国的“”美上美”号轮船。
海关那边的检查情况不时传出消息，多辆自行车的内外胎都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说是要查里面有没有窝藏金银珠宝等；连洗衣洗澡的肥皂也不放过，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是借口查金银珠宝……这一切倒行逆施都成了他们嫉妒和刁难华侨学生的铁证！每天消息不断，大家捏紧拳头，但还是敢怒不敢言，由政府出面吧，中国政府外交部会有智慧、有经验、有勇气与反华排华分子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不要为了泄愤坏了大事！我们更加渴望快快上船回到祖国，都不愿意留在这块无理取闹的地方。排华浪潮中大家都受尽了屈辱。但是毕竟还是在别人的国土上，我们不得不先忍气吞声。领馆人员的不停解释，最后大家冷静下来。侨总动员了雅加达所有爱国人士捐款捐物，每天免费给我们送来三餐，解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大家在报章上都看到中国外交部的严正抗议，看到领事馆不断与海关交涉，看到雅加达侨总和各民间团体每日不间断的慰问，源源不断送来援助物资。面对这种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感情，民族大爱精神，我们都会热血沸腾。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瞬间融化！我们相信祖国，依靠华侨同胞们，感谢侨总和各界人士的关爱。我们会安下心来，宽心等待，等待……直到9月份，中国政府的外交斡旋终于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转机和希望。印尼海关最终让我们的邮轮驶入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让我们这批万隆市应届毕业生以及附近城镇来的难民们踏上了靠岸的“美上美”邮轮。当大家与欢送的同胞们热泪盈眶告别时，甲板上的欢声笑语突然又变成了嚎啕大哭声。1961年2月，美上美邮轮接运又一批印尼华侨学生回国读书。图片由印尼《千岛日报》谢月云提供。我只有爸爸一人来送行，他送我两本平装棕色书皮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外加一本印尼名作家阿南达杜尔的小说。我抑制不住，第一次在爸爸面前嚎啕大哭。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激动情绪，爸爸说：“别哭，你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祖国的女儿，能够回国读大学，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你看还有很多人无法回国呢，你能回国多么不容易……”
我立即止住哭泣，泪眼汪汪地望着疲惫不堪的爸爸，心里在想，他又通宵达旦写稿了吧？他的时间是多么宝贵。此时的见面是不是永别？爸爸在《生活报》当记者兼编辑，他的心时刻和我们在一起，与反华势力作斗争，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爸爸默默无闻，却写出许多歌颂祖国在三年经济困难中还派船接难侨的报道。他也担忧着被迫害的华侨同胞的生死安危。是什么力量让他这样牺牲自己，日夜不停地采访写稿？（后来的书信中，他告诉我，自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为了不让他再担忧，于是，我擦干了泪水。我们开船不久，《生活报》果然不幸被印尼政府强行封闭了。船上汽笛声响了，催促着送别的亲人离开 ，“美上美”准备起航了。亲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甲板。我对爸爸说：“爸爸，请您放心，我回国后，会好好地听组织的话，好好学习，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因为你说过，我是祖国的女儿！”没有想到，这场刻骨铭心的告别，竟成了我与爸爸的永远诀别。1972年4月，还没有等到中印复交，爸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直到当年10月才从弟妹信中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中还不敢嚎啕大哭，因为正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那时在广西东北部矿区里，消息闭塞，却是极左思潮最猖狂的地方，我身为归侨，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里通外国者”。因为谁也没有资格查看我的档案，谁也没法看到档案里“根正苗红”四个字。我的“里通外国者”就此成立，比“地富反坏右分子”还“坏”呢！必然更受人们歧视和严加监督。七、头枕着波涛海浪，在太平洋遨游七天七夜，终于回到祖国船慢慢开出了丹戎不碌港，开始加速，往北驶向太平洋公海，船舱里的同胞在数日疲劳中，枕着波涛安睡了。大概只有我晕船最厉害，不停地呕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天亮了，同学们跑到甲板上看海鸥，看风浪……只要附近还有陆地，就会有海鸥来甲板觅食。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走出她的国界。第一次出海，大家每天都兴致勃勃，但是离开印度尼西亚的国界后，进入太平洋公海上，大家就兴味索然地呆在舱内看书或做点什么。此后的每一天看到的都是茫茫大海，无边无际。天水相连之处只有日出与日落还能吸引人，看多了也就不当回事了。甲板上早已不见海鸥飞来飞去觅食，剩下的只是海面上跳来跳去的小鱼儿，我们叫它们“跳鱼”或“飞鱼”，因为它们似乎有一对小小的双翼，可帮助起飞，但飞得不高。看多了也会生厌。七天七夜的航行还有五六个日夜呢，你还想看到什么呢？茫茫大海里真的没有见到一个小海岛，一块小陆地。哦！难道你还想看见《鲁宾逊漂流记》里的岛屿出现吗？枕头上做梦去吧。我呢，因为晕船呕吐，也没有什么兴趣上甲板。领队说，呕吐了，肚子就空了，你还是要再吃饭的，即便吃了饭又呕吐，吐光了还是要再吃，否则怎么能让自己健康活泼地回到祖国？是啊，那时我还不到17岁，前面是一片大好前程呢，不能不吃饭呀！就这么枯燥的七天七夜的航程快结束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第八天早晨听到同学们在甲板上欢呼雀跃，高声喊着：五星红旗！我看见了你啦！五星红旗……突然间《歌唱祖国》的歌声响起来了！我急忙走出舱外，远远望见最高的一杆五星红旗在远处飘扬，问了海员，对岸陆地就是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我们熬过了七天七夜海浪的颠簸，终于回到了祖国！越来越多的同胞走出船舱。此时一轮火红色的太阳升起来了，金黄色的阳光撒满海面和对岸的大地。邮轮继续向前逼近港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树木，越来越多的红旗，最后快到黄埔港码头，还看到一群群欢迎的队伍……
我此刻的心情已经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容，千言万语只凝聚成一句话：“祖国啊，你的儿女们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回来了！”身后是难侨们的呼喊声：“哦！我们终于到家了！平安到家了！”是的，再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排华，我们自由了，解放了！红太阳，升东方，海外的孤儿有了娘。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华侨同胞喜呀么喜洋洋，嘿！喜呀么喜洋洋……